岁月的深处，那块永远无法愈合的“疤痕”

2024年的春天，南京城内的樱花与绣球交替盛放，古城的空气里氤氲着一种平和而安静的气息。这种平静在4月21日被一则令人心碎的消息打破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素珍老人走完了她93载的人生长路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随着她的离去，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5人。

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减损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正在加速凋零，那段曾经由鲜血与泪水铸成的“活着”的历史，正逐渐由口述转向档案，由体温转向碑文。

刘素珍老人的生命故事，始于一场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噩梦。1937年，当日军的铁蹄踏碎南京城的宁静时，刘素珍年仅6岁。对于一个本该在长辈怀里撒娇的孩子来说，那年的冬天没有童谣和糖果，只有漫天弥漫的硝烟和刺耳的轰鸣声。她曾无数次向后辈提起那个阴暗、潮湿、充满恐惧的地窖。

那是当时南京平民最后的避难所，也是生死一线的隔离带。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和屠杀，年幼的刘素珍和爷爷奶奶躲进地窖，在黑暗中屏住呼吸，听着头顶上传来的沉重皮靴声和惨叫声。

那场战争在刘素珍身上留下的，不仅是心灵的阴影，更有伴随终身的肉体伤痕。在一次躲避轰炸的过程中，由于极度的慌乱和环境的险恶，年幼的她被沸水严重烫伤。在那个缺医少药、命如草芥的年代，这块伤疤成了她生还的代价，也成了她此后几十年岁月里，每当阴雨天便隐隐作痛的“历史印记”。

她曾指着自己头上的伤疤说，那是日本鬼子留下的。这句话，她从青丝说到白发，从童年说到暮年。对她而言，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年份和数字，而是皮肤上真实的触感，是祖辈在惊恐中紧握她的那双颤抖的手。

刘素珍的一生，是典型的“南京幸存者”的缩影。她们在灾难中存活，在废墟上重建生活，又在漫长的和平岁月里，默默地消化着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伤。她并不常表现出强烈的恨意，更多的是一种历经劫波后的淡然与坚韧。在南京的街头巷尾，她可能只是一个平平凡凡、慈祥和蔼的老奶奶，去菜场买菜，在树下纳凉。

但只要当你走进她的内心，或者当她站在纪念馆的闪光灯下时，你才会发现，这个瘦小的躯壳里包裹着多么厚重的历史张力。她活着的每一天，其实都是在对那场非正义战争进行着无声而有力的控诉。她的存在，就是一种真相，一种让任何试图抹杀历史的言论都显得苍白无力的铁证。

最后的见证者：当记忆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

随着刘素珍老人的离去，那一辈经历过1937年严冬的人们，正在集体走向生命的终点。这种“凋零”是自然规律的残酷，也是历史传承的紧迫信号。每一个幸存者的离世，都意味着一段独特的、带有个人情感温度的微观历史被封存。我们习惯了在每年的12月13日去触碰那段宏大的叙事，却往往忽略了，这些老人是真实连接那个时代与现代社会的唯一纽带。

当纽带断裂，历史是否会变得模糊？这是每一个关注民族命运的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。

刘素珍老人在晚年，曾多次参加各种纪念活动。她不辞辛劳地向年轻人讲述过去，尽管每一次回忆都相当于撕开一次结痂的伤口。她深知，自己不仅是为了死去的亲人和同胞在说话，更是为了那些无法再开口的灵魂在说话。她曾说：“我们要和平，不要战争。”这句看似平凡的话，从一个曾在地窖里发抖、在炮火中负伤的九旬老人口中说出，其分量重若千钧。

她看到的和平，不是理所当然的空气，而是用无数生命换来的稀缺品。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，便是这份对和平的极度渴望与对历史真相的执着守护。

现在的南京，早已不是1937年的满目疮痍。秦淮河畔灯火阑珊，新街口商圈车水马龙，这座城市展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包容性。刘素珍等幸存者的离去，提醒着这座城市乃至整个民族：繁华之下，根脉不能断；宁静之中，警钟必须长鸣。我们不再需要这些老人家去反复诉说痛苦来提醒我们铭记，但我们需要建立一种长效的文化自觉。

当最后一批幸存者也化作星辰，我们该如何向后代描述那场灾难？是冷冰冰的史料，还是富有同理心的人文传承？

纪念刘素珍老人，最好的方式不是悲叹，而是承接。承接她那种在苦难中依然向阳而生的坚韧，承接她对和平近乎虔诚的守护，更要承接她作为历史见证者的那份责任。我们要让“紫金草”的精神在更多年轻人心中扎根——那是一种即便见过最深沉的黑暗，依然选择拥抱光明的勇气。

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名单墙上，又一个名字从亮变暗，这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，更是一个接力仪式的开始。刘素珍老人走了，她带着那段沉重的记忆步入了永恒的安宁。而留在世上的我们，应当成为新的、永不沉默的“见证者”。我们要让这段历史在艺术中重生，在教育中延续，在每一个公民的骨血里沉淀。

只有当历史不再仅仅依赖于老人的口述，而是成为了整个民族共同的自觉认同，那些像刘素珍一样受过伤、流过泪、在黑暗中坚守过的人们，才算真正得到了安息。南京的春天依然美丽，而那段关于生命与尊严的记忆，必将在我们的守护下，跨越时间，历久弥新。